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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經濟學人》，另本譯文同步發表於譯言網上。

為何經濟學家對振興方案的成效看法不一？

這是有史以來最長的承平時期財政寬鬆政策。世界各國透過減稅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對抗這波經濟衰退。本周在匹茲堡召開的二十國會議即引進了平均約當於各國今年GDP 2%，與明年GDP 1.6%的經濟振興方案。如此大規模的統一行動顯示出各國領導人一致肯定財政振興方案的成效。但事實上，經濟學家卻對這些振興措施的效果大感懷疑。

　　爭論焦點在於「財政乘數（fiscal multiplier）」。這個概念在1931年由經濟學名宿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生理查‧康恩（Richard Kahn）提出，用以描述政府增減稅或增加支出所導致的變化。財政乘數等於一的話，就表示政府每花十億，就會讓國家的GDP增加十億。

　　財政乘數的高低與經濟狀況的關係極為密切。當大環境欣欣向榮時，此一數值應為零。因為沒有閒置的資源，所以政府增加的需求無異於民間的需求。可在經濟衰退，資源閒置之際，財政擴張就會增加整體需求。如果此時以經濟振興方案輔助消費者與商業機構的話，財政乘數就會升到比一還高。

　　除此之外，此數值也會因經濟政策而產生變化。如果消費者把政府輔助的費用存起來而非花掉的話，那政府的努力就會讓乘數變得大於一。針對窮人減稅的效益或許會比對富人的還高，因為後者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較高。

　　關鍵點在於，財政乘數高低也受民眾對政府借入更多錢的反應影響。如果政府採取的行動帶動投資人信心的話，那乘數就會上升，而需求和私人投資也會蜂湧而至。但如果利率隨政府借貸一同成長，那私人資金就會紛紛出場。而若消費者預期政府未來會調高稅率來因應支出，那麼這段時間他們就會減少消費。這些都有可能導致財政乘數降道比零還低的程度。

　　關於政府大量借貸對利習與民眾支出的種種假說解釋了振興方案何以對財政乘數的估計值有如此大的變化。歐巴馬團隊的經濟學家假定聯邦資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在四年之內不會有變化，所以政府採購的乘數是1.6，而經濟振興方案的減稅措施所帶來的效益乘數是1.0。但在由約翰‧高根（John Cogan）、托比亞斯‧柯維可（Tobias Cwik）、約翰‧泰勒（John Taylor）與沃爾克‧魏蘭（Volker Wieland）撰寫的報告中卻指出，乘數的結果會更小，對GDP的促進作用頂多只會到達政府所期望的六分之一，因為他們用以計算的模型假定利息跟稅率也會因為政府支出提高而增加。

　　雖然對未來的估計天差地別，但對於先前經濟振興方案的仔細分析應有助於平息這些爭論。然而遺憾的是，只單獨觀察經濟政策造成的影響幾乎不可能。研究方式之一是以個體經濟學的案例研究來檢驗量退減稅與一般減稅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這些研究大多以美國的稅率更迭為基礎，發現比起暫時減稅，永久減稅對增加民間支出起到的效果更大；而那些難以借貸的消費者（像是信用卡額度幾乎透支者），通常都會花掉這些因為退稅而得的意外之財。不過這些只是個別案例，無法代表減稅帶來的整體效益或所有增加的支出。

　　研究方式之二是透過統計，來整理出政府支出和減稅對GDP的影響。這個方法的難處在於把經濟振興措施帶來的影響和經濟衰退時必定增加的社福支出和減稅措施分離開來。這種實證派的研究方法在某些方面上縮減了估計值的範圍，也衍伸出了饒富趣味的多國比較；封閉經濟體的財政乘數通常比開放者來得高（因為振興方案的資金鮮少流到國外），而富有國家的財政乘數也通成比新興國家來得高（因為投資者很快就開始搶食大餅，讓利率升高）。但大多數經濟學者發現從經驗推測而得的乘數和理論模型計算出來的結果相差頗遠。

時代不同了

　　一言以敝之，從戰後經驗整理出來的數據分析資料和現行狀況在許多地方頗有出入。絕大部分的政府支出乘數都奠基於國防工業，但今日經濟振興的著眼點卻在於基礎建設。現在很多富有國家的利率都趨近於零，以致於振興方案的力度與需求不得不增加。因為這波金融危機之故，許多人碰上了信貸緊縮，因而強化減稅措施的效益；同時高負債的消費者也會竭盡所能來減少債務，導致乘數降低。因此比起新興市場，今日富裕國家的投資人更有理由憂心國家的財政狀況。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經濟學家自己也一頭霧水。他們在相關議題上的見解頗具信心。舉例來講，他們主張暫時減稅的效果比不上永久減稅，也聲稱高負債經濟體的財政乘數會比保守型要來得高。但決策者要向他們尋求精確估計的話，也只能拿來安慰自己罷了。